主题：出售董其昌大铜章

董其昌（1555—1636年），字玄宰，号思白，又号香光居士，汉族，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镇）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卒谥文敏。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集》、《画旨》等文集。

 

作为古代文化名人纪念系列，该章艺术特点，充分发挥铜章的“语言”的精妙，和文化国粹书画的结合。设计上首开铜章意义上的山水画境，气韵生动的作品跃然章上，堂皇典雅，雕刻工艺上乘，成为铜章雕刻艺术试水中国丹青艺术的一个处子之作。画中山水意境悄然章面，千言万壑，高山回环，片石疏林，更造精微；以董氏造诣最高颇为自负的行草书为背衬，书法行如流水，笔锋动如灵蛇，更衬托此章的不同凡响。

这样一个书画大家，如何用铜章的艺术形式加以美化、渲染，又要表现出与其他艺术载体不同的特点，确实不易琢磨。古人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章在雕刻设计上一反“常态”，正面图案选取坐姿董生，一幅羽扇纶巾，入仕出仕两不误的风范，丰采姿神，飘飘欲仙；雕工刀法圆润，品相丰满，高浮雕的技法工艺适中，未一味追求高浮雕的效果，使手感和视觉感应恰到好处。只是感觉有点像现在的电脑设计上的贴图，略显突兀，不协调，有些诸葛孔明在三国中的形象。背面设计，选取的是董氏的岩居图，此图有两幅，现存于无锡博物馆，恕我眼拙，难以确定是那幅图的局部。是否因为设计者观摩上的便宜所致，个人愚见，不如选择他的仿古山水图或青弁图更能显现其文人画立意高古之慨，和山水巨擘之恢宏气势。仿古山水图为董其昌代表作之一，共十页。此图可谓在经营位置上匠心独运，真所谓绚烂之极，仍归自然。图中高松陡坡，崇山巨嶂，顶天立地，气势撼人；青弁图则师董源画法，部分采用传统的笔墨结构，但此画面平面感强，起结转乘随心所欲，讲求画法的技巧和趣味，山石屈曲的结构和笔致墨法本身所形成的节奏韵律，给人一种新奇感。因而以此为范，铜章在表现中国古山水画作上，以其特点应择选更为适合浓彩重墨的作品，如浅绛山水和青绿山水的表现。

无法还原书画艺术应有的韵味和张力，所谓中国画学的气韵生动，赖“迁想妙得”有以致之则受制于因铜章雕刻的局限，难尽书画艺术之精髓。截取局部，未能再行创作，也视为一憾事。“不似之似”，一个艺术表现形式对另一个艺术形象不仅仅是照搬客观的物象，而应对其有所取舍、调节、概括、发掘、进而重新创作，以求获得此艺术形式下一个新兴的超脱于原艺术形象的艺术效果,正所谓超凡脱俗之痒。铜章雕刻工艺的制约在表现古人名画、书法上有其不能意尽完美之处，缘尽于此。如何破此藩篱，乃艺术工艺者的一项重要课题，有待于今后新技术和雕刻工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自铜章之反观山水画卷犹如其画中小品，“竖划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即如唐代王维所言“咫尺之图，写百千里之景”；具备小中见大，隽永精辟成为绘画艺术的缩本，诚以为何如？章的面积再大，试想，还能大得过一幅山水画吗？所以以铜章之狭表山水之巨，只能以经营位置去考量；如山石多以披麻皴方式处置，善用湿墨等山水画法则应因材而异。当然所谓因材而异是指现在的铜章雕刻工艺尚不能炉火纯青到“出蓝”的境界，如若一味之效颦学步，岂非取长而就短，不但非予本性，且见笑于为画者。古今山水画者入铜章一流此可视为第一，中国书画作品多如繁星，山水画又是画中主流，不容偏废，因此，这一枚铜章的设计不失为一次有益大胆地尝试，且较为成功。从来第一个吃螃蟹者，都是勇敢而有为的人，题材和素材是好的，所以说创意的选择至关重要，假设第一个吃蚂蚁的人，恐怕不仅仅凭一个胆大的理由就能说服自己去冒险的吧？！

董氏既宗造化，又师古人，铜章的施为，作为一个艺术创新上的“大雄”，也应既效法中西雕塑之法则，又师我国源远流长之书画艺术之大成，即所谓“参天地之造化”，化腐朽为神奇。应清醒地认识到：真正有所作为的人不是知识渊博的人，而是那些想象力丰富的人。当明天成为昨天，昨天成为记忆的片段，把玩儿铜章精品的那份眷恋缱绻带给你的还能时时卷起你心中的波澜，反反复复后再趋平静的内心那才是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