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决心冒一回险。他和家里人将500块银元埋在地下作为后路，然后照常开店营
业。一时间全镇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一家店里。到了冬天，常州的批发商
害怕战乱，也将部分存货寄存到刘国钧的店里。同样因为怕打仗，不少农民纷纷把
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可是到处买不到做嫁妆的衣料，最后都找到刘国钧的店里
来。“和丰”的布匹销售一空，刘国钧又去劝说常州的批发商，要他们将存货折价
卖给“和丰”。批发商要现钱，买布的农民只有稻子，刘国钧只得以“和丰”店作
抵押，先把货弄到手，待卖掉稻子再还钱。当时秋收刚过，粮贱银贵，一担稻子只
能卖到一两半银子；可到了第二年春天，粮价涨到每担三两银子！刘国钧顺利地卖
掉了稻子，还掉了货款，还从中赚到了巨大的差价。到年底一算，“和丰”店的净
利高达5000银元！刘国钧又买下了一家倒闭的京货店，改名为同李京货店。到1914
年，赤手空拳进奔牛镇的刘国钧，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帝国主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
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江浙一带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原本
就从事布匹印染的刘国钧，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毅然弃商从工，请结义
兄弟蒋盘发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集资9万银元，组成大纶纺织公司，由蒋盘发担任
经理，刘国钧任协理。办事稳重的刘国钧，虽然手中有资本3万银元，但只投资了1
万，留下了万一失败的退路。
1916年，大纶纺织厂开工投产了。新办的工厂，技术力量薄弱，碰到难题就无
法解决。刘国钧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设法学习一些新技术回来。可是，上海的纺织
厂虽多，却都十分保守，根本不允许别人进厂学习。上下班的工人，都穿着厂里统
一的“号衣”。刘国钧急中生智，找到了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纱厂的一个工人，坦率
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要借他的号衣用。那个工人同刘国钧谈得很投机，便答应
下来。第二天，刘国钧就穿上号衣，代替那个工人进厂上班。他一边同别的工人一
样操作，一边偷学技术，一双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没过几天，这个勤劳好学的工
人就引起了英国职员的注意。两个英国职员叫住刘国钧，一查问，发现他不是本厂
工人，便要把他抓走。幸亏周围的中国工人帮忙，刘国钧才能趁乱翻墙逃走。然而
那个借号衣给刘国钧的工人，却被英国商人打得遍体鳞伤。刘国钧知道后，立即为
受伤的工人联系医院，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这位工人伤好后，基于爱国热情，就
主动邀集另一位技术工人，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帮助大纶厂解决技术难题。
由于刘国钧管理有方，大纶纺织厂投产当年就盈利，第二年盈利过万，第三年
的发展势头更好。可是常州一批股东，这时不但不感激刘国钧这个有功之臣，反而
想排挤掉他这个外乡人。刘国钧愤而辞职，收回自己的1万元投资，只将盈利部分留
在大纶厂作为股金。朋友们都为刘国钧抱不平，刘国钧却说：“我在大纶厂学到了
一套办厂的本领，投资又如数收回，等于一文学费没花，这是我平生最便宜的一笔
交易。”
1918年，精明强于的刘国钧决意独资办厂。他购买了80台布机，自己任经理，
让母亲管理摇纱，让妻子管理布机兼烧饭，一家人齐上阵，办起了“广益布厂”。
虽然设备落后，资本微薄，但他狠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努力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
和产品质量，第一年就盈利3000银元。到1923年，他凭广益布厂积累的利润，创办
了广益二厂。它是当时常州最大的染织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外国资本和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使我国的民族工
商业再次面临严峻的局面。为了确保广益厂的生存和发展，刘国钧一面努力学习国
内外同行的经验，一面加强对国内外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决定工厂的经营方向。19
24年，刘国钧和友人一起，专程到日本考察，研究日本发展工商业的经验。他发现，
日本工厂的优势在于成本低，而降低成本的关键在于科学管理和精简工序。回国后，
刘国钧综合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果断地决定改变“广益”的生产方向，由原来生
产斜纹布和白平布，改为生产蓝布、绒布、贡呢、哔叽等色布，避开与其它厂的重
复。与此同时，他又大力进行技术改造，淘汰旧设备，采用先进工艺，减少工序，
降低成本，大大提高了利润。“广益”生产的各种布，在南京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
会上一举夺得优等奖，使一些资金雄厚的纺织厂也不得不佩服。刘国钧所采用的产
品商标也很有意思，一个叫“蝶球”，图案是大小蝴蝶飞舞在地球之上，寓意是
“无敌于天下”，因为上海话“蝴蝶”与“无敌”发音相近；另一个叫“征东”，
图案上薛仁贵横刀立马，寓意是“征服东洋货”，显示了刘国钧要同洋货一比高低
的志向。这两种商品的质量都很好，不仅在国内市场站住了脚，而且还销往国外。

刘国钧的广益厂蒸蒸日上，赶走了刘国钧的大纶厂却江河日下，几年来连续亏
损。负责人丧失信心，不得不出卖产权。
刘国钧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经过谈判，大纶的出让价商定为40万银元。当
时大给的股东，都想早点摆脱这个倒霉的厂，见有人肯出钱接收，纷纷要把股本提
走。可是刘国钧一个人也拿不出这样一笔巨款，他先在大纶的原股东中做工作，使
一些赔了钱不甘心的股东，决心同刘国钧一起再搏一搏，没有退股；接着又招募到
一批新股东。这样他成功地接下了这个厂，改名为大成织染股份有限公司，刘国钧
自任经理。
可是这个半死不活的厂，资金缺乏，机器残旧，一时难以投入生产。刘国钧想，
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把事情做好，没有好的设备是不行的。
所以他以工厂地皮作抵押，向上海银行贷款40万银元，大刀阔斧地整修设备。该修
的修，该换的换，该拆的拆，半年时间用去了20万。股东们纷纷议论，认为开销这
样大，将来收不回，岂不是大家又要赔钱？有的人就来对刘国钧的办厂方针进行干
涉。刘国钧信心十足地对股东们说：“诸位不必担心，资金不够，可以从我的广益
厂周转。谁害怕投资亏损，可以不算入股，算存款在大成，到时候本息照付，决不
赖账！”股东们见刘国钧这样有把握，又想到他经营广益厂确实有一套，才算放了
心。
有了好设备，还要有好的操作人员。过去大纶厂亏损严重，就是因为产品质量
不过关。大成开工以后，又出现了棉纱质量不合格的问题。刘国钧非常焦急，日夜
在车间里摸情况，却找不到改进的办法。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国内著名的纺织
专家陆绍云工程师进厂。他将陆绍云的年薪定为5000银元。而当时一担米才值三四
元，等于陆绍云每天能拿到好几担米，有人觉得付的代价太高了。刘国钧却说：
“我宁可以100元的月薪用一个能人，也不愿以25元的月薪用4个庸人。像陆总这样
的专家，一个人就抵得上我们所有的人。”
陆绍云果然没有让刘国钧失望，在他的指导下，棉纱质量很快就达到标准。工
人的操作水平也提高了，产量不断上升，生产走上了正轨，第一年就盈利10万余银
元；第二年又大获厚利，除了发放股息、红利外，还净余50为银元。股东们一致同
意将这些钱全部作为投资，公司的资本猛增到100万银元！
刘国钧从经营“广益”的时候起，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他常说：“既懂经营
管理，又懂技术，是一等人才；懂管理不懂技术，是二等人才；懂技术不懂管理，
是三等人才。”并且以此为标准，量才录用。因此，他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随着
“大成”的发展，厂里招收了大批青年员工，分别加以培训。其中稍有文化的女青
年千余名，开办养成工班，培养挡车工；小学毕业生百余名，开办艺徒班，培养机
工；初中文化的青年四五十人，开办练习生班，培养初级管理人员。所有的学员全
部是考试录取，不徇私情。学员一律住在厂里，白天跟班实习，晚上读书，学习纺
织、数学、绘图、外语、语文、算术、机械维修等知识。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厂里的
骨干。刘国钧还规定，练习生班可以自由报考，优秀的毕业生可以由厂里保送出国
留学，因此有效地调动了广大青年学文化、钻技术的劲头。刘国钧虽花费了不少投
资，但工人提高技术为工厂所带来的收益，是难以统计的。当时人们都赞叹刘国钧
有远见。
为了集中精力发展大成，1932年刘国钧向股东大会提出，把自己独立经营的
“广益”和“大成”合并，免得自己再心挂两头。“广益”是刘国钧的“聚宝盆”，
每年至少有几万元的净利润，刘国钧肯这样做，股东们当然非常高兴。这样，“大
成”共拥有纱锭2万余枚，线锭近5000枚，布机640台，染整设备齐全，资本140万元，
职工达2500人，年产值450多万元。一个年年亏损的企业，到刘国钧手中，短短3年
中，就发生了这样神奇的变化！刘国钧常常以这样一句话鞭策自己：“日日行，不
怕千万里；常常做，不怕千万事。”他就是以这样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追求更新
更高的目标。到1936年，大成公司的资本增加到了400万银元。刘国钧在事业上的兴
旺发达，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重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曾赞叹道：“像大
成这样，8年增长8倍的速度，在民族工商业中实在是一个罕见的奇迹！”他认为，
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发生，大成公司完全可以发展成与日本纺织业相抗衡的强
大对手。
刘国钧办工厂的诀窍，是著名的“三个一点点”：“质量好一点点，成本低一
点点，价格高一点点。”他在点点滴滴上下功夫，绝不放过经营管理中的任何一个
环节。为了提高产品质量，他十分重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将日本纺织业作为自
己赶超的对象。1932年和1934年，他两次去日本考察，甚至像当初在上海怡和纱厂
那样，亲自偷学丝绒和灯芯绒的生产窍门，终于开创了民族资本工业中成功生产丝
绒和灯芯绒的先例。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深知先进的管
理方法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所以坚决废除了传统的封建工头制度，聘请专家管理工
厂，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他定期召开管理会议，每次都请各厂厂长和工程
师参加，鼓励大家反映问题，发表意见，集思广益，使整个公司的工作能很好地协
调起来。
刘国钧在他作的厂歌中写道：“提倡国货，对外竞争，出品力求精，成本力求
低，挽回权利，富国利民。”在对工人工作严格要求的同时，刘国钧也能关心工人
的福利。大成公司不但工资比同行要高一些，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善工人的生
活，培养工人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思想。他建造职工宿舍，办起职工食堂、商店、
保健站、小学，工人看病免费，职工子女上学可以领到补贴；厂里还举办青年集体
婚礼，甚至购地建公墓，建造“功德堂”，为亡故职工举行追悼会，将对企业有功
者的骨灰送入功德堂，立碑纪念；每逢年节，刘国钧都要宴请职工，并挨桌给大家
敬酒……在当时的企业中，像这样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给予关心的，确是凤毛麟角！
刘国钧常对工人说：“我们厂就是个社会，进了厂就要安心在厂里，吃在厂里，住
在厂里，生活在厂里，老在厂里，安葬在厂里。”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所以
当时的大成公司，对工人确实很有吸引力。
1936年，刘国钧正好50岁，这年清明，他回老家扫墓，并应邀对全镇父老和学
校师生发表演说。家乡的老年人还记得刘国钧当年流落街头卖水果、酒酿的情景，
如今他却成了全国闻名的大富翁、大企业家！天真的学生们问刘国钧最大的快乐是
什么，刘国钧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办厂。办厂是我最大的爱好，我一有钱就想着
要再多办一个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