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当时的单色釉、混合彩瓷都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其中，胭脂红应算是该时期极具创新意义的代表性彩釉之一。胭脂红不同于以往御厂制瓷时所用的铜红和矾红，它是一种以金着色、带有紫色调的粉红色，由于釉中含金，因此也常被人称为“金红”。这种将金熔入釉内来着色的方法并不是景德镇瓷工发明的，而是1650年荷兰人

卡西亚(Cassias)发明，1680年开始应用于瓷器绘画，直到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才开始在景德镇使用，当时称其为“洋彩”，胭脂红则被称为“洋红”。胭脂红虽然在康熙中早期就传入景德镇御厂，但是由于科技含量较高、造价较昂贵，直到康熙末期也没有被御厂普及使用。雍正中后期，由于御厂制瓷的发展革新，胭脂红逐渐推广使用至众多彩瓷领域。真正做到对胭脂红运用自如、广泛普及则还要属乾隆时期，胭脂红在该时期。

鉴定方法

从大体上说，瓷器鉴定主要是从器型、纹饰、胎釉、款识等各方面入手。

器型方面，赝品侧重于器物造型的古拙、敦厚、粗笨、秀美、玲珑、华丽等不同风格进行研究，详加分析对比，摸清其演变规律。仅举玉壶春瓶为例，自宋代始创以至晚清民国，历朝均有制作，而风格却代有变迁。如清雍正时所仿明宣德青花玉壶春瓶，虽然制作精工，但其余姑置勿论，仅造型一项的微妙差异亦可略见端倪。除整体风格外，对于不同器物，还要从口、腹、底、柄、耳、颈、流、系、足以至瓷器内部等各个局部加以观察，看看各时代有何异同。若能经常把玩和测量古瓷的器体部位，体重厚薄，熟记大小，对于鉴定工作十分有利。

纹饰方面，也同造型一样，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无论题材内容、装饰手法拟或工艺技术，不同时期的纹饰均有不同的表现，成为瓷器断代和辨伪的有力依据。例如明初永宣瓷器中的青料晕散和下凹斑痕等特有现象，后代仿品都不能准确再现，清雍正仿永宣器，常用复笔加重点染青花来刻意仿较宣青的效果，但因钴料不同，就无法克服色彩漂浮的弊病。又如成化斗彩文饰中“花无阴面，叶无反侧”；画人物衣纹不加渲染，表里不分，如着单衣。这些微妙的时代特点，往往为后世仿造者所忽略。至于施彩工艺的演变，如成化斗彩中独具的姹紫色和不施黑彩（用黑彩勾勒轮廓线最早不应早于正德）；明代及清初红彩均为深枣皮红色；明代绿彩多显黄绿色；粉彩是于康熙中晚期才出现的；此类知识必须具备。另外，纹饰图案所表现的画风和笔法，也特别值得注意。如后仿清前期珐琅彩、粉彩、五彩、斗彩等器物，运笔常显拘谨、幼稚、生疏、滞断，或图案层次不清，无生动感还有的纹饰过于细腻，亦足以引起我们的怀疑。

胎釉方面，胎为骨，釉为衣。鉴别胎质时，可从器足的无釉处入手，注意胎土淘炼的纯净与烧结的缜密程度。因时代淘炼方法有别，明代以前较之清代、民国，胎土中含金属杂质为多。如著名的永宣细砂底器，露胎处可见金属自然氧化形成的黑褐色星点或火石红色；而后仿清代、民国胎体，却均因淘炼过细，没有这种氧化斑，成为赝品致命的破绽。另外明代胎体迎光透视，多显肉红色；明成化胎体透光显牙白和粉白色。而清代及民国仿品则显青白色。清康熙瓷胎质纯净、细腻、坚硬，为清末初仿品所不能及；而很多日本仿中国明清瓷器，其胎质烧结瓷化的程度又过高，以指轻扣，发声清越，就仿品之逼肖而言，亦成缺陷。至于鉴别釉面，主要应注意观察釉质的粗细，光泽的新旧，釉层的厚薄，以及气泡的大小和疏密程度。例如明代瓷器釉面都闪现不同程度的青白色，器足釉面与器身釉面多不一致；明早期釉面常有无色的自然开片及缩釉现象；明代宣德的桔皮釉，与清雍正和晚清、民国时期后仿器的小波浪纹之间，有着细微的差别；清康熙瓷器釉面具有紧密感，出现硬亮青釉，浆白釉，并有破泡现象。种种，各自具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对于识破伪品最具说服力。另从釉面的新旧光泽看，很多仿作者故弄玄虚，将仿品釉面作旧：土埋，打磨，药滑，茶煮，浆沱，甚至稍加损破，以示出土状。然后这些不自然的作旧光泽，决无古瓷那种年深日久、自然形成的“酥光”现象。 [1]

最后，款识方面，历代更是千差万别。体会各代识的不同风格，可以从研究笔法入手，然后将真假瓷器款识相互比较，结合实物，反复审度字体的结构，排列的形式、落款的部位，以及款字色泽的深浅浓淡等。另外，还应注意总结同一时期早、中、晚期款识不尽相同的变化规律。